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左玮】

日前，经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隐藏在一个6岁女童身边的性侵者刘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四年。而这个性侵线索，是由当地一名医生在接诊时发现的。

经徐医生介绍，在发现女孩身体情况异常后，他第一时间留存了相关证据线索，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。而徐医生能有这样的意识，源于他主动履行了强制报告义务的做法。

(资料图片)

而在此前，备受关注的甘肃12岁女孩被强奸案一审宣判。此案中，12名公职人员因失职失责被严肃问责处理。

这些事关孩子的案件，刺痛着民众最敏感的神经，也将“如何预防此类惨剧频发”的疑问推向了全社会的面前。

“强制报告制度”，正与此高度相关。

在被侵人害报警后，公安机关在将涉案男子带回讯问后出具了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，此后受害者家属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维权（图源：网络）

01 犯罪变多了？不，是更多的犯罪被发现了！

2021年某天，C市某中学课间休息时间，班主任刘老师被学生小文悄悄叫住。小文将老师带到隐蔽处，将一张纸条迅速塞给老师后跑掉。刘老师打开纸条，纸条上是歪歪斜斜的几个字“我被性侵了”。而此时，刚完成“普法进校园”活动的检察院工作人员们，正准备离开学校。

刘老师私下截住了王检察官，在初步核实小文年龄、家庭情况等相关信息后，王检察官指导班主任启动了强制报告。很快，老师按要求向教育主管部门报告，主管部门立刻报案并同步报备检察机关。检察院联合侦查机关、医院、民政和心理咨询中心的“一站式保护”等司法救助也随之启动。

随后，法院以强奸罪依法判处文某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在“一站式”保护中心，小文向心理抚慰师哭诉：她已默默忍受了很久，直到检察院来到学校进行普法教育——“或许还有人能帮帮我”——她终于鼓起勇气写下纸条交给了老师。

这是该中学首次落实强制报告制度、将罪恶绳之以法的案件，也是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后，全国办理的众多相关案件之一。

近五年，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，年均上升3.6%。其中，起诉强奸、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.1万人，此类犯罪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。

“较五年前的2017年，发案量明显上升。但是天网系统、人脸识别等较之前更为普及，按理说，案件量应该大幅下降吧？”

“发案量明显上升，并非是指现在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比过去多，而是被发现的多了。我理解的是，发案量上升意味着更多罪犯被发现并制裁。五年来，检察机关起诉的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，一审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6.7万人，占判决总人数的41%，高出整体刑事犯罪23.9个百分点。此类案件一旦发现，绝不姑息，但依旧有很多没有被看见的惨剧在发生。”

在隐秘的角落，如小文一般在黑暗中自我舔舐伤口的孩子，还有多少？

预防难、发现难、取证难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一方面，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多为熟人作案，发生在家庭、学校、培训机构等封闭环境中。外人很难察觉，或是发现后害怕惹祸上身而三缄其口；另一方面，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薄弱，而部分监护人因“家丑不外扬”瞒报谎报。客观上的姑息养奸，使受侵害对象进一步扩大，而伸向孩子们的黑手，即使事后被发现，因时过境迁、证据灭失，严重影响了犯罪制裁和受害者的救助工作。

一幼儿家长对我坦言：2019年，她儿子及园内一些男童疑似被园内男幼师猥亵。此事在幼儿园及家长内部引起轩然大波，部分受害儿童家长要求报案，让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惩罚；而更多受害家长认为报案会将事态扩大，对孩子名声及成长造成不良影响。几经协商，最后家长们与幼儿园达成谅解、私下解决。

“我恨不得那个变态去死！我是想报警闹大让罪犯蹲局子的，但家长内部越讨论，大家就越反对报警。报警后警察们调查取证，总要询问细节吧？让娃娃反复回忆，反而整出心理阴影怎么办？警察上门来找，万一漏了风声，成了周围人的饭后谈资，要不要搬家？”

隐私名誉的担忧、取证中是否造成二次伤害等原因，使得该类案件犯罪黑数较高。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》显示，侵害不止发生在女生身上，男性受害者在未成年人性侵犯罪中占比约为1/6，但男性受侵害常常被忽视，监护人也更耻于报案。

“如果当事人不愿报案甚至隐瞒，没有立案就无法进入司法程序。”警察告诉我。“这种事情，当时没法固定证据，涉案各方又不配合，那确实无法从法律层面制裁犯罪者。”

这不由得让人思考，当监护人不愿或不会报警，如何发动社会上更多的力量，阻止侵害行为的发生？

02 强制报告制度：发现侵害，必须发声！

王检察官感叹：“遭受侵害时，孩子真的太弱小了。如果有成年人发现侵害、介入保护，孩子的情境会大大改善。”强制报告制度，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：让制度长出牙齿，使更多密切接触孩子的成年人必须发声。

2020年5月，九部委联合护苗，会签下发了《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。

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。

首先，报告主体是谁？

《意见》规定的报告主体是“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”。简而言之，凡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教师、医务人员、社区工作者，甚至宾馆酒店、KTV、网吧、儿童运动场所的经营者等等都是报告主体。

那么，报告什么？向谁报告？

报告主体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侵害时，应当立即向公安报案或向民政、教育等相关部门举报。

简单来说，如果您是老师，发现您的学生身体出现非正常伤痕、极端排斥上学或不敢回家等异常请况，需要第一时间报告，防止性侵害、校园欺凌、家庭暴力等危险情形的恶化；

如果您是名社区工作者，在你的辖区里，发现儿童疑似被拐卖或被收买被组织乞讨，您的及时报告，将使罪恶得以曝光和解决；

如果您是医护人员，在接诊时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、怀孕、流产，您的报告能为公安机关收集、固定关键证据创造条件。

不报告会怎样？

应履职未履职、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相应处分。例如，浙江某中学保安强制猥亵学生，知情教师隐瞒不报，检察机关督促涉案学校整改，瞒报教师已被暂停评先评优、提职晋级资格。

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主管单位或人员，予以从重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湖南某小学教师强奸、猥亵学生案件中，涉事学校隐瞒不报、造成严重后果，检察机关以涉嫌渎职犯罪对该校正副校长提起公诉，现已追究刑事责任。

2021年5月，最高检再推新规：每案“是否报告”必查机制，倒推调查过程中隐瞒不报的责任人。这一系统性且附带问责后果的制度，极大压缩“私了”和隐瞒的空间。

对于家长担忧的隐私问题，最高检在全国加快建设的“一站式”取证救助机制，规避了过去反复取证造成二次伤害、受害者信息暴露等风险；同时，多地落实的“入职查询制度”，会对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人员进行审查，查询是否存在性侵害、虐待、拐卖、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，严格将劣迹人员与未成年群体隔离开。

《意见》出台及实施两年有余，在试点城市对遏制犯罪行为、及时救助受害者取得明显成效。且在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，“强制报告制度”首次以国家法律的高度得以体现，但制度能否在全国推广、落地生根，还需克服重重困难。

03 落实的难点在哪里，如何破解？

那么，全面推广落实的痛点在哪？

实际上，强制报告并非2020年横空出世。早在2013年、2014年部分文件中，均有强制报告的相关内容。但此前的实践中，落实情况并不理想。究其原因，知晓率太低及知情者报告意愿不高，成为制度难以迈出第一步的巨大枷锁。

2018年，L市某个急诊科，医生发现就诊女孩伤情异样。在询问病史时，医生感觉陪伴孩子前来、自称“父亲”的杨某言辞闪烁，遂悄悄报警。最后，杨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报案医生是当晚第三个接诊孩子伤情的医务人员。而前两位，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择报警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大量监护人或隐秘场所侵害案件，因医务人员报警得以发案；一些留守、智障儿童遭受侵害案件，也源于教师、支教群体和公益团队的报告。此类事件进入公安机关视线，往往源于偶然，常常依赖于察觉异常的教师及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及胆识道德。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，人的胆识道德，恰恰是最不稳定的参数。

一些职业敏感群体有着特殊的担忧。医生担心报警后遭到报复，或报警后需配合警方调查，影响大量病人的看诊工作；一位小学教师也向我表达了报告的顾虑：“低龄段的孩子想象力丰富、表达力有限，有时说的话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。我如果按学生说的情况启动强制报告，后来发现搞错了怎么办？校领导会不会找我麻烦？家长会不会举报投诉我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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